1 前言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弱势群体。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留守儿童的总数为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段成荣，吕利丹，郭静, 王宗萍, 2013)。特殊的生活环境(亲子长期不能共同生活)会导致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弱化(Cheng & Sun, 2015)，进而使其面临各种发展和适应问题——他们往往会出现较多的攻击和违纪等行为问题(Su et al., 2013; 赵景欣, 刘霞, 张文新, 2013)，并表现出较高的孤独感、焦虑和抑郁水平，以及较低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Sun et al., 2015; 范兴华等, 2009; 苏志强, 张大均, 邵景进, 2015; 周宗奎等, 2005)。

在现代信息社会，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沟通的重要工具——网络交往不仅能为远距离沟通交流提供便利(Dekker, Engbersen, & Faber, 2015)，还是线下人际交往的补充和延伸，有助于人际关系的维系和改善(Burke & Kraut, 2016)。因此，网络交往可能补偿留守儿童缺失的亲子沟通，进而为促进其良好发展和适应提供了契机。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1.1 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作为微观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子沟通是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Larrañaga, Yubero, Ovejero, & Navarro, 2016; Meschke & Juang, 2014)。国内外相关研究均指出，亲子沟通对个体的问题行为、孤独感、抑郁和幸福感等社会适应指标均有着积极影响(Levin, Dallago, & Currie, 2012; Meschke & Juang, 2014)。然而父母外出务工打破了原有稳定的家庭结构，使留守儿童的亲子沟通表现出与一般儿童不同的特点(如长期间断性、远距离性、非面对面性和低频性等)，这也是留守儿童出现各种适应问题的重要原因(Cheng & Sun, 2015; 杨青松等, 2014)。

在当今信息社会，网络已成为人际沟通的重要途径，特别是网络所具有的跨越时空性等特征为远距离沟通提供了诸多便利(Dekker et al., 2015)。包括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介在内的网络交往工具也拓展了亲子沟通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适应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减少问题行为、健康风险行为和孤独感，提升自尊和幸福感水平(Coyne et al., 2014; Mesch, 2016; Rudi, Dworkin, Walker, & Doty, 2015)。因此，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介在内的网络交往工具能够补偿留守儿童缺失的亲子沟通，并促进其良好发展和适应；虽然实践工作者已经倡导并开始实施相关的干预实践，但学术界尚未关注这一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假设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有着积极影响。

1.2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作为“第一关系”以及家庭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亲子关系是个体良好适应的直接预测因素(Buist et al., 2016; Popov & Ilesanmi, 2015)。且良好的亲子关系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提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水平，并减少孤独和抑郁等消极情绪体验和外化行为问题的出现(Guo et al., 2015; Zhao, Liu, & Wang, 2015；赵景欣, 刘霞, 张文新, 2013)。

同时，亲子关系也会受到诸如父母/子女自身特征、亲子沟通和互动等因素的影响(Popov & Ilesanmi, 2015)。其中，亲子沟通是亲子关系的直接影响因素，良好的亲子沟通能增强亲子联结，并提升亲子关系(Davidson, Tatiana, & Esteban, 2008)；且亲子沟通还能通过亲子关系的提升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Popov & Ilesanmi, 2015; Tabak et al., 2012)。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还指出，网络媒介已成为现代家庭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网络的亲子互动和沟通是传统亲子沟通的延伸和扩展，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并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和良好社会适应(Broderick, 1993; Coyne et al., 2014)。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证实——Coyne等人(2014)，Kroliczek (2015)以及Zhou, Wen, Tang和Disalvo (2017)的研究结果均指出，基于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和网络游戏的亲子互动和沟通不仅能促进亲子联结，还能提升个体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亲社会行为，并减少孤独感、抑郁和攻击行为。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亲子关系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3 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作用

此外，现有的研究还发现了留守儿童发展中存在的个体差异：诸如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乐观等积极的环境和个人特征不仅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有着直接的积极影响，还能调节诸如亲子沟通和社会资本等对留守儿童发展和适应的影响(Dong et al., 2018; Su et al., 2017; 范兴华, 余思, 彭佳, 方晓义, 2017; 杨青松等, 2014)。这提示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个人差异因素对留守儿童发展适应的影响。儿童发展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儿童对父母行为的认知评价是影响其发展适应的关键因素(Camras et al., 2012; Mckinney, Donnelly, & Renk, 2010)。其中，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儿童的获益性解释，即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认可父母的行为，并认为父母这样做是为自己好(Camras et al., 2012)；留守儿童对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也会存在类似的认知评价(Sun et al., 2015)。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对父母行为的获益性解释不仅能促进儿童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和社会适应，还能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和父母冲突对亲子关系、焦虑、抑郁和问题行为的影响(Tavassolie et al., 2016; 杨盼盼, 周颖, 刘俊升, 2016)。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父母外出务工获益性解释能调节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和亲子关系的影响，即调节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且对于高获益性解释个体而言，这两种效应都更为显著。

根据父母外出情况，可将留守儿童分为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和单亲外出留守儿童；其中，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6.74% (段成荣, 吕利丹, 静郭, 王宗萍, 2013)。且由于面临着双亲陪伴和监护的缺失，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状况往往会更差(Qin et al., 2018; Sun et al., 2015)。同时，处于童年晚期向青春期的过渡阶段，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也面临着更多的发展和适应问题(Sun et al., 2015)。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在双亲外出留守初中生中探讨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和父母外出务工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在河南省某两所农村寄宿制初中中选取512名双亲外出留守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492份，有效回收率为96.09%；其中，男生256人(52.03%)；初一189人(38.41%)，初二168人(34.14%)，初三135人(27.43%)。被试的年龄在12~16岁之间(M=13.86；SD=1.02)，平均留守年限为6.18±2.89。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亲子沟通

借鉴Coyne等人(2014)和Mesch (2016)对网络亲子沟通、以及杨青松等人(2014)对留守儿童亲子沟通的测量方式，使用一个项目对网络亲子沟通进行测量——你与父母通过网络沟通工具(如QQ和微信等)进行(文字/语音/视频)沟通的频率怎样；采用7点计分，从“从不”到“每天一次”分别计为1~7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与父母沟通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与父母的网络沟通越频繁。

2.2.2 亲子关系

采用张锦涛等人(2011)修订的亲子亲密度量表，该量表共包含9个项目(如，你感觉和你爸爸或者妈妈的亲密程度如何？)，要求被试对父亲和母亲分别进行评价；采用5点计分(1 “完全不符合”~ 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个体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越好。借鉴张锦涛等人(2011)、赵景欣，刘霞和李悦(2013)和柴唤友等人(2016)在其研究中的计分方式，将父亲和母亲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亲子关系的指标，得分越高表明亲子关系的质量越高。在本研究中，父亲和母亲分量表以及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8、0.91和0.92。

2.2.3 父母外出务工获益性解释

使用自编问卷对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获益性解释进行测量。首先，就对父母外出务工的认知评价对20名留守初中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参照Camras等人(2012)测量方式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小组讨论自编了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务工获益性解释的初测问卷(共8个项目)。随后，使用初测问卷对93名留守初中生进行初测，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问卷可抽取一个公因子，1个项目由于因子载荷小于0.3被删除；剩余的7个项目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53.07%。因此，正式施测问卷共7个项目(如，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留守儿童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儿童越认可父母外出务工是为自己好。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良好(χ²/df=4.97，RMSEA=0.08，NFI=0.91，AGFI=0.90，CFI=0.91)，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且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1。

2.2.4 社会适应

参照以往研究对个体社会适应的考察方法(范兴华, 方晓义, 刘勤学, 刘杨, 2009; 苏志强，张大均，邵景进, 2015)，本研究综合外部问题行为和内部心理适应(自尊、抑郁和生活满意度)这两个方面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进行测量。

(1) 问题行为量表

采用方晓义等人(2004)编制的青少年问题行为量表。该量表共20个项目，涉及吸烟、饮酒和逃学等20种常见问题行为；采用4点计分(0“从未”~ 3“经常”)，要求个体根据其在过去半年中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问题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

(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的中文版本(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该量表共包含10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0“从未”~ 3“经常”)，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有研究者指出该量表的第8个项目(“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不适合测量中国人的自尊水平(田录梅, 2006), 故在本研究中将其删去。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

(3) 抑郁量表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的中文版本(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该量表共20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0“从未”~ 3“经常”)，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率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

(4)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Diener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共包含5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

参照范兴华等人(2009)和苏志强，张大均，邵景进(2015)推荐的方法对社会适应进行合成。首先，对上述4个指标是否适合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标进行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87.65(p < 0.001)，KMO值为0.85；表明上述指标适合合成为一个总指标并进行因素分析。随后，使用最大化正交旋转的方法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仅有1个(特征根为2.35)，其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49.69%；分指标(自尊、抑郁、生活满意度和问题行为)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75、-0.70、0.62和-0.57。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可按以下公式计算社会适应总分：社会适应=0.75× Z自尊-0.70×Z抑郁+0.62×Z生活满意度-0.57×Z问题行为。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由主试使用统一的问卷和指导语进行集体测试；随后使用SPSS 18.0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由于性别和年龄是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Hsiao et al., 2013; 邹泓等, 2015)；且留守年限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也有着重要影响(Sun et al., 2015)。为了排除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后续统计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虽然本研究采用匿名作答和反向计分等方法在程序方面进行了控制(周浩, 龙立荣, 2004)，但为了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进一步使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设定公因子数为1，采用Amos18.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拟合指数(χ²/df=12.99，RMSEA=0.47，NFI=0.62，AGFI=0.60，CFI=0.60)不理想，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研究数据显示，40.55%的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母通过网络进行沟通的频率在每周一次以上。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留守年限后，在网络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社会适应和获益性解释这四个变量中，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表 1)。

3.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使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在控制性别、年龄和留守年限的条件下，检验亲子关系在网络亲子沟通与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和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是否受到获益性解释的调节。

结果表明(表 2)：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β=0.20，p < 0.001)和亲子关系(β =0.29，p < 0.001)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亲子关系也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β =0.22，p < 0.001)，这表明亲子关系能够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此外，网络亲子沟通与获益性解释的交互项对亲子关系(β =-0.26，p < 0.001)和社会适应(β =0.16，p < 0.01)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网络亲子沟通对亲子关系和社会适应的影响都受到获益性解释的调节。综合上述结果可知，中介模型中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前半段)都受到获益性解释的调节。

在获益性解释得分处于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之间以及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值以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如表 3所示。

综上，亲子关系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且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都受到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且这两种效应在高获益性解释水平的留守初中生群体中都更为显著(图 1和图 2)，即随着获益性解释水平的提升，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都呈增强的趋势。

4 讨论

在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下，结合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的积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和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还能为信息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的良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4.1 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及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网络亲子沟通较为频繁；且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进一步说明亲子沟通是个体良好发展和适应的关键影响因素(Meschke & Juang, 2014; Tabak et al., 2012)。此外，在现代信息社会，网络交往日益成为个体线下人际交往的补充和延伸，并有助于人际关系的维系和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Burke & Kraut, 2016; Dekker, Engbersen, & Faber, 2015)；且同现实生活中的亲子沟通一样，网络亲子沟通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适应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Mesch, 2016; Rudi et al., 2015)。因此，网络亲子沟通也是个体亲子沟通的重要工具和平台，这对于留守儿童的发展和适应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父母的外出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结构，阻隔了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正常互动和沟通(Cheng & Sun, 2015; 杨青松等, 2014)，但网络亲子沟通可以作为现实亲子沟通的补充和延伸，并弥补留守儿童面临的亲子沟通的缺失，进而对其社会适应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本研究还揭示了亲子关系在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作为诸多社会关系中的“第一关系”，亲子关系对个体的健康成长和良好心理社会适应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Buist et al., 2016; Popov & Ilesanmi, 2015)，且这种促进作用在留守儿童等处境不利儿童中更为凸显(Berger & McLanahan, 2015; Guo et al., 2015; Zhao, Liu, & Wang, 2015)。此外，作为家庭环境的核心要素，亲子沟通不仅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和维系(Davidson, Tatiana, & Esteban, 2008)，还能通过亲子关系的改善提升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Popov & Ilesanmi, 2015; Tabak et al., 2012)。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网络交往日益成为个体线下人际交往的延伸和补充(Burke & Kraut, 2016; Dekker, Engbersen, & Faber, 2015)；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也指出，网络已成为家庭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网络媒介的亲子互动和沟通能够增强亲子联结，并提升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Broderick, 1993; Coyne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7)。因此，网络扩展了留守儿童亲子互动的渠道和工具，网络亲子沟通不仅有助于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的改善，还能通过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对其社会适应产生积极影响。

4.2 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影响中的个体差异，即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都受到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且随着留守儿童获益性解释水平的提升，这两种效应都呈增强的趋势。这一结果切合了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Lerner et al., 2006)的基本观点，即个体特征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是个体发展与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当前有关儿童发展的相关研究结果，即儿童对父母行为的认知评价(如获益性解释)不仅是影响其发展适应的直接因素，还能调节其它因素对儿童发展和适应的影响(Camras et al., 2012; Mckinney, Donnelly, & Renk, 2010)。就本研究结果而言，虽然面临着父母外出务工的现实，但留守儿童对这一事实的不同认知评价对其发展和适应有着不同的影响——如果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外出务工的出发点是为了他们好，他们对父母外出务工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这不仅会降低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而产生的被抛弃感等消极感受以及与父母的对抗情绪，进而使他们从父母外出务工中获得更多的成长资源；还能使他们以感恩等积极视角来看待父母的外出务工，从而激发他们通过积极努力来回报父母的动机(Amaro & Miller, 2016; Tavassolie et al., 2016)。因此，获益性解释能够调节网络亲子沟通对社会适应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也进一步提示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个体差异。

4.3 究意义和不足

本研究不仅扩展了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主题，还能结合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条件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提升提供思路。首先，本研究发现，基于网络的亲子沟通能够作为现实亲子沟通的补充和延伸，弥补留守儿童面临的亲子沟通的缺失，并进而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提示我们，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人、学校以及政府，应当积极、合理地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信息技术，扩展留守儿童与父母互动沟通的途径和方式。其次，亲子关系依然是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直接且关键的影响因素，留守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应该着力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并提升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并以此来提升其社会适应水平。最后，获益性解释的调节作用还提示我们，应该引导留守儿童合理地看待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认识到父母外出务工对自己成长发展的积极影响，并理解父母的付出和良苦用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设计上，虽然本研究对相关变量的考察尽管有理论依据，但仍是基于横断数据的研究，未来还需要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纵向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其次，本研究仅关注了亲子互动频率，对亲子沟通的形式、话题和质量(Burke & Kraut, 2016; Kernis et al., 2010)等却没有涉及，未来的研究应将亲子沟通的这些维度纳入，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网络亲子互动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干预指导建议。